1999年初冬，我在清华大学第一次看到“中华”，第一次见到华晨董事长仰融。

　　那几年，本土开发的样车，看过不少，大都是比较粗糙的小型车。这辆黑色B级车，出大师自乔治亚罗之作，比起当时世界最成功的车型设计，也毫不逊色。

　　仰融，个子不高，发型吹得一丝不乱，浓眉大眼，目光炯炯有神。

　　“李先生，今天请你来，是因为‘中华轿车’，是受你文章的启发搞起来的。”仰融语气诚恳地对我说。

　　1993年，已经成功在华尔街上市的中国第一股——华晨汽车已经接管了沈阳金杯面包车的生产管理权。思路活跃的仰融无意中看到我发表在《瞭望》杂志上一篇文章《现代启示录》，触动了立即着手搞轿车的念头。

　　那年夏天，我第一次访问了韩国现代汽车。韩国人奋发超越的自主意识，走向大洋彼岸的强烈抱负，让我非常震撼。在《现代启示录》一文中系统地梳理了现代汽车的成长之路。

　　华晨董事会开会，仰融复印了我的文章，每位董事面前一份。先读文章再讨论。

　　仰融说，韩国现代汽车 高起点自主开发，打造民族品牌；用好国内外两个市场的资源和人才；把汽车的心脏——发动机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——文章里总结的现代汽车的这些路数，完全可供华晨造轿车时所借鉴。在他的说服下，董事会作出了投身轿车的重大决策，开始了中国轿车史上唯一以金融运作为主导，集成全球资源，高起点，自主研发本土轿车的另类传奇。

　　，中华轿车在沈阳下线。两辆中华轿车穿过地球和国旗组成的背景板登台亮相。仰融后来和我开半玩笑地说，是你让我选择了造轿车的这个行当，“湿手沾面粉，甩也甩不脱”。

　　中国汽车工业长期最稀缺的资源是钱。仰融是第一个给汽车业接通金融管道的人。他最精彩的第一笔，当属，华晨汽车（代码CBA）破天荒地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，成为新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第一家。

　　中华轿车起步，也是自主品牌中的大手笔：在沈阳工厂，库卡公司的焊接线、杜尔公司的涂装线、德申克公司的总装线，与美国通用、德国大众在上海的新厂是同样的设备。后来宝马坚持和华晨合资，一是看中华晨的机制，再就是看中这条世界一流的生产线。

　　尽管和宝马的谈判还在紧锣密鼓，仰融的思绪已经跳到另一个超越时代的新冒险。到宁波建立一个年产150万台的发动机工厂，生产即使今天在世界仍然处于领先水平的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。

　　华晨当时的另一个大手笔是英国罗孚项目。双方谈定先合资建立产品开发公司。共同开发罗孚45、 25、75三个车系的新车型，全部搭载华晨发动机，中英双方用各自品牌生产。

　　2002年，华晨的原挂靠单位把它下放给辽宁省。交接中，风波骤起，发生了华晨按合同给宁波项目分期打款的事。此举被薄熙来解读为抽逃资金，掏空金杯，双方由此翻脸。5月，仰融被迫出走美国，宁波发动机项目与罗孚合资开发项目双双流产，让人疼惜无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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